1954年出使日内瓦,周恩来用茅台酒宴请卓别林,请苏联外长吃豆包

  

前言

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,是二战后一次重要国际会议,也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(苏、美、中、英、法)身份参加的会议。会议的主要目的,是讨论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。

建国后,由于欧美国家的封锁,中国外交的国际环境恶劣,最初只与苏联、东欧等17个国家建交。1953年,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代表团时,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,中国外交情况才得到好转。

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,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转折点,是一次破冰之行。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,李克农、王稼祥、张闻天为代表的队伍出席会议。

会议结束后,不仅和平解决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,更是展示了中国和平外交的政策方针,提高了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中的地位。而且还开创了新的外交方式,改善了中英、中法关系。

日内瓦会议过程

为了能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预期效果,一众外交人员从2月份就开始准备,从党中央各部门抽调了约180人组成代表。

为了方便代表团运行和管理,又分设了秘书组、保卫组、行政交际组、朝鲜问题组、越南问题组、综合问题组、新闻宣传组。还组织了多次会议模拟演练,并学习了一些外国礼仪。

在代表团的衣物上,也做了精心的准备。国内不太流行西装,因此大部分代表团成员,都是一套深色中山装。中山装样式、材质都差不多,再配上清一色的皮箱或者提包,很有中国特色,一眼就能叫人记住。

当然除了中山装,还有少部分人做了西装。几位领导要出席宴会,上台讲话,西装是必不可少的,再配上锃亮的小皮鞋,精神面貌相当好。

日内瓦会议4月26日召开,4月1日周恩来先去了一趟苏联莫斯科,和苏联领导人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进行了会谈磋商。4月12日周恩来回到北京,经过短暂休整,4月20日从北京西郊机场出发,飞往日内瓦。

当时代表团是分2架飞机出发的,其中一架是中苏航空公司的专机,机型小巧,速度相对较慢,只能坐7、8个人。这种飞机的飞行条件严苛,从北京先抵达蒙古的乌兰巴托,加了一次油,再飞到莫斯科。一众人从莫斯科再转机,经过德国,最终抵达瑞士日内瓦。

到了瑞士昆士兰机场,出现了点小插曲。出国前,给整个代表团办护照,按照国际惯例,分为2种护照,一种红皮护照(外交护照),一种蓝皮护照(公务护照)。周恩来总理和少数代表办理的是红皮护照,拥有外交豁免权,下了飞机直接上汽车走了。而剩余大部分成员都是蓝皮护照,需要走出口经过安检才能出机场。

乌龙事件就这样发生了,周恩来总理等人不明情况,直接坐车走了,而剩余人掉队了,只能看着周总理等人的汽车开走。周总理到了中国代表团居住的万花岭大别墅,才发现一部分自己人没跟上。

原计划是中国代表团先到,紧接着就要去迎接一下苏联代表团,周总理只能同少数人去迎接了苏联代表团。最后一众人终于在万花岭大别墅碰面,周总理严肃批评了外交部交际处王卓如:

“你们什么都按老教条办事,警卫干部为什么不能用外交护照(红皮护照)?”

王卓如说:“我们没经验,我们都是按照国际惯例有关规定办的。”

周总理说:“信使都可以用红皮护照,警卫干部为什么不能用!不都是工作需要?”

经过这次的事情,以后中国代表团出使国外,基本都用上了红皮护照,行事方便了许多。

这场会议断断续续持续了两个多月之久,从4月26日一直延续到7月21日。先讨论的朝鲜问题,但由于牵涉的国家多,意见一直难以统一。结果就是从4月26日到6月15日,各国没有发出任何声明,也没有签订任何相关协议,朝鲜问题只能继续搁置。

接下来有一段时间休会期,周总理受尼赫鲁的邀请,6月24日去了印度新德里访问。在印度期间又受到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,6月28日又去了缅甸仰光访问。

去印度和缅甸的只有16人,两次行程安排得比较紧,加天气炎热,一行人相当辛苦。尤其在新德里,6月的太阳就像大火炉一样,但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欢迎,机场就聚集了官员和各界人士5000多人。

当年空调还没普及,印度条件又差,代表团住的地方只有风扇。外面40多摄氏度的高温,屋子里开着风扇也凉快,吹出来的风都是热风。

据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,不参加活动的时候,大家都往机要室跑,就这一个地方凉快一些,都跑来“避暑”。参加活动的时候,要穿深色中山装,更热,活动结束回来,衣服都是湿淋淋的。

在印度就呆了4天,但炎热的天气给人一种度日如年的感受,每天饭都不想吃,就想喝点冰汽水、冰橘汁。早上起来洗脸刷牙,牙膏都变成了稀泥,热融了。

在缅甸呆了2天,时间短,但访问非常顺利。这两次出访分别和印度、缅甸签订了联合声明,还正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入声明。6月30日,16人的代表团经过香港回到广州。

回到广州的代表团,顿时有种到家了的轻松感受。大家围在一起吃水果,西瓜、荔枝的应季的水果吃了个够,有几个同志还因此得了急性肠炎,令人唏嘘。

16人代表团在国内进行短暂休整,7月9日再次踏上旅程。日内瓦休会期结束,各国将继续讨论印度支那的问题。实际上印度支那问题更复杂,除了涉及5大国,还涉及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。

7月21日,会议通过了《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》,殖民战争得以结束,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看到了独立的希望。不过美国代表在这次日内瓦会议上“独树一帜”,并没有在《最后宣言》上签字。

会议期间的小插曲

日内瓦会议期间,周总理在中国代表团住的万花岭大别墅宴请一些朋友。比如苏联外长莫罗托夫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、朝鲜外长南日、越南总理范文同等等。

由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,周恩来和莫罗托夫比较熟,宴会氛围轻松愉快。莫罗托夫对中国传统美食豆包产生了兴趣,问豆包的馅是怎么包进去的?

周总理很幽默,和莫罗托夫开玩笑说:“这是厨师的艺术,包好后上面看不到陷,从底下可以看到陷。”

和卓别林的缘分,要从1953年度和平奖的颁发说起,这个奖是在1954年6月颁发的,颁奖参访上有几个中国记者,专门采访了卓别林。卓别林在采访中表示,很想看看中国的电影,他对梁山伯和祝英台等中国故事很感兴趣。

事传到周总理这边,经过外交部的联系,邀请卓别林和夫人来我们的住地。7月18日下午5点,宴会如期举行,宾客先在院子中的草坪照相,之后入席开宴。

周总理是电影爱好者,卓别林的电影看了不少,高度赞扬卓别林对世界和平做的贡献。宴会上,周总理请卓别林喝茅台酒,并向他介绍:“茅台酒出自中国贵州,是中国最好的酒,喝多了上头。”

说着,周总理倒了一杯酒,用火一点,酒杯上就冒出小小的蓝色火焰。

接着总理又介绍起北京烤鸭,烤鸭全身都能吃,鸭掌、鸭舌、鸭胗,接着又介绍烤鸭的配菜,生葱丝和生黄瓜丝是必须有的,此外还有北京烤鸭的灵魂,酱汁。吃烤鸭不蘸酱,滋味少一半。

说着周总理就给卓别林演示了一遍,将烤鸭、葱丝、黄瓜丝铺在卷饼上,再抹上酱圈起来。卷好给了卓别林,卓别林尝了说好吃,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吃烤鸭。周总理还教卓别林用筷子,说只烤鸭就要用筷子。

宴席结束后,周总理又请卓别林看电影,顺便邀请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。播放的影片有2部,一部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一部是纪录片《开国大典》。

看完影片,卓别林将自己主演的《大独裁者》和《城市之光》拷贝片送给周总理。兴致所致,还即兴表演了一段他自创的小人物形象,大家宾主尽欢。

这次宴请一直闹到很晚,卓别林临走前,周总理还送了卓别林一瓶茅台酒。

日内瓦风景非常好,会议期间,各国代表团都抽空出门观光游玩,周总理却一心扑在工作上,除了必要交际,很少出门。周恩来房间的灯光,总是到了很晚依旧亮着,不是翻阅资料,就是思考问题。

代表团中有人看到周总理工作辛苦,劝他出门散散心,他总说工作要紧。会议期间,就连瑞士的报纸上都刊登过: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,休息日不观光游玩,一心一意处理工作。

瑞士的腕表很出名,代表团顾问雷任民和瑞士一家手表厂商达成合作,中国将购买一批瑞士手表,价格比较优惠。瑞士手表在本地物美价廉,一块表大概五六斤猪肉的价格,去了的代表团成员,基本都买了。

一天晚上,周总理想起了这件事,问自己的成元功(周恩来的卫士长):“公家给我发的零用费够不够买一块手表?”

成元功答:“够。”

周总理就让他去买一块表,回去的时候好送给妻子邓颖超。要求很简单,不要金表,中等大小,是自动表,而且附带夜光功能。周恩来想得很周到,这样的表最是适合妻子。

成元功第二天出门买表,还到领事馆找了一个熟悉当地的工作人员陪同。但第一天,成元功并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手表。于是第二天又出门找,找了很多表店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,牌子叫做莫阿度(MIDO)。

回国之后,周恩来将表送给邓颖超,邓颖超就一直戴着这块表,大概有40多年,直到她去世。现在,这块表还存放在西花厅内。

日内瓦会议看似是解决小国问题,实际是大国较量,尤其中美之间,一直都未能达成统一意见。会议的最终结果,中国取得了一部分胜利,促成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发展。

更深层面的是,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的外交风貌。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多次发言,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和钦佩。更重要的是,周恩来还开创了全新的外交方式。

日内瓦会议后,对中国外交的影响

自日内瓦会议之后,中美虽然互不承认,也没有建交,但有了中美大使级会谈。在会谈上还能达成协议,这种协议是各写各的,内容不同,但目的相似,是国际外交史上的创举。

不仅中美开始对话,周恩来和英国的外交大臣艾登也建立很好的关系,中英之间建立了“半外交”关系,这也是国际外交关系上的创新。

可以说,周恩来总理在外交工作中,展现了极强的协商才能和创新才能,带给中国外交和世界外交很多新的活力。

日内瓦会议之后,中国的外交重心转到亚洲,尤其和东南亚接壤的国家接触频繁。云南成为周总理最常出差的地区,约有20多次的云南之行,在中国、缅甸、老挝边境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。

1955年,中缅航线开通,两国互相访问的次数倍增。1956年年底,周恩来就在缅甸东部的巴莫城镇做客,之后又邀请缅甸总理吴巴瑞到云南的腊戍、芒市、畹町等城镇做。

这样在两国边境“串亲戚”式的外交方式,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。边境区域鱼龙混杂,人员组成复杂,还有几伙土匪流窜,领导人在这里活动是十分危险。

但周恩来和吴巴瑞都挺放松,有一天在湖边看划船比赛,这边居住的是因达族人,划船不用手,反而用脚,很是有趣。两人来了兴致,决定也去湖上感受一下。

一般像这样的外交活动,为了安全,流程和行程都是事先商议好的,临时决定做什么,安全也太没保障了。但两个总理都发话了,下面的工作人员只能硬着头皮给安排。

吴巴瑞总理在湖边向船工招手,好几个船工利索的就将船划了过来。结果船划过来大家才看清,都是一些破旧的小船,一看就是上了年头的,船身有不少斑驳的痕迹,而且船身很小,一条船也就坐3、4个人。

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看了就有点心慌,这样的船能行么!但也没得选,只能跟着周总理上船,同行的还有赵行杰(周恩来的卫士之一),一行3人,加上船工正好4个。

就这样小船晃晃悠悠划向湖中央,由于事先没有准备,小船都是漫无目的的划,一群人分散在不同的小船上,东一只西一只的飘荡在湖上。周恩来的两个卫士心里七上八下的,周恩来大概感受到了他们紧张的心情,安慰他们:“不要紧。”

小船在湖上划了一会,竟然进水了,几个人的皮鞋都沾了水。可是船上3个人和船工语言不通,只能用手比划交流,可是急坏了2个卫士。船工习以为常,放下竹竿,从边上拿起一个罐头筒向外淘水。

这下3个人明白过来,赵行杰接过船工手中的罐头筒淘水,让船工继续去撑船。每隔一段时间,船里就要进水,然后再淘出去。两个卫士在船上度日如年,一直到太阳快落山时分,船才靠岸。

回去之后,警卫局和代表团提意见,为了确保领导们的安全,以后不要再安排这种危险的活动了,一群人提心吊胆的。

在畹町的时候,两个总理总理没到镇政府休息,在边民家中休息,当地民众相当热情,都跑出来迎接。两个总理和边民拉家常,问:“两国边民互相来往,要不要办什么手续啊?”

边民们回答:“不需要什么手续。我们是同一个民族,还可以通婚,我们之间大多是亲戚关系的。”

而且经过走访发现,两边的边民大多缅甸话、中国话都会说,还互相在对方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,关系相当和睦。

1961年,周恩来邀请缅甸的吴努总理来云南景洪市过泼水节。傣族人能歌善舞,用歌舞欢迎周总理。周总理对象脚鼓很感兴趣,向身边的傣族青年要了一个,背在身上和大家一起跳舞,气氛很热烈。

之后,周总理陪着吴努总理逛了热带植物科学研究所。周总理对橡胶树和白蚁的共生关系很感兴趣,一直在问工作人员相关的问题,还说以后有机会还要来。当时国内橡胶产业刚刚起步,热带区域又少,西双版纳这边的橡胶园建设意义重大。

一群人又从橡胶产业聊到民族团结上,在橡胶园呆了挺久,还是在催促下,周总理才离开。后来又去看了龙舟比赛,一起互相泼水。

这次吴努总理带着家人在云南呆了10天,中缅关系进一步加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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